一

　　1957年7月3日，南方正值梅雨季节，来自故宫博物院的著名古陶瓷专家陈万里带着冯先铭和李辉柄踏上了前往湖南的旅途。他们有些迫不及待，走得匆忙，带的行李除了换洗的衣服和必备的生活用品，就是两个用来装标本的布口袋。

　　他们先从京汉铁路坐火车到达武汉，在武汉稍作停顿后，再从粤汉铁路坐火车前往长沙。就在他们一路南行之时，湖南方面也在为北京专家前往铜官镇瓦渣坪调查积极准备着。省文管会高度重视，当时主持全盘工作的副主任陈浴新交代蔡季襄，一定要陪同北京来的专家搞好调查。陈浴新还安排文物清理工作队队长戴亚东，提前与望城方面沟通，规划调查路线。去年，就是戴亚东他们在望城铜官镇的瓦渣坪发现了古窑址，只是他们认为，这可能是陆羽《茶经》里记载的岳州窑的一个窑系。

　　7月6日，当陈万里一行三人来到长沙时，阴雨正笼罩着这座古城。陈万里与蔡季襄早有交集，老朋友见面，分外亲切。当天晚上，蔡季襄为陈万里一行接风。热爱考古和收藏的老朋友，有聊不完的话儿，但他们聊得最多的还是陶瓷，还是新发现的瓦渣坪古窑址。

　　第二天早上，陈万里一行在戴亚东的带领下，前往瓦渣坪古窑址。瓦渣坪位于望城县铜官镇古城大队（现彩陶源村），是当地的俗称，因四处都是破碎瓷片而得名，它包括都司坡、挖泥塅、蓝家坡、廖家屋场、胡家垅、长坡垅等地。它南临石渚湖，西靠湘江，北抵觉华山，东搂古城山，周围约三四里。

　　他们首先从长沙码头乘轮船到望城码头，再从望城码头乘小船过湘江，上岸后，再步行三四里到达瓦渣坪。李辉柄年纪最小，当时还只二十出头，他眼里有活，总是跟着陈万里鞍前马后。于是后来在很长时间里，望城人一直以为李辉柄只是服侍陈万里的一个马夫，而忽略了他陶瓷专家的身份。

　　雨中的行程并不顺利，即便他们穿着雨衣，打着雨伞，但身上还是被淋湿。雨季的湘江水流湍急，还有漩涡，而他们坐在小船上过江，小船随着大浪颠簸。我完全能够想象到，他们的瓦渣坪之旅该有多么惊心动魄。

　　陶瓷让他们平静了下来。一路上，戴亚东兴致颇高，滔滔地讲述着去年在瓦渣坪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彩瓷的由衷惊讶与赞叹。陈万里很感兴趣，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问些问题。

　　但陈万里脑海中，不仅闪现着那只褐彩背水壶，那只带翠绿色斑点的白釉大碗，以及故宫里的彩瓷，还想到了东亚、南亚、中亚、北非，太平洋、印度洋，东海、南海、阿拉伯海、红海。

　　他大脑里是陶瓷的海洋。

二

　　于瓦渣坪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下午。

　　女人们要么在喂猪、喂狗、喂鸡，要么就在菜园里松土种菜。喂狗、喂鸡的，全是瓷器，形状各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瓦渣坪瓷片多，家家户户喂养牲畜家禽的，都是从自家田地里挖出的瓷器。男人们要么在山上忙碌，要么在稻田里耕耘。早稻即将成熟，田地里已经一片金黄。男人们的锄头底下，总会在不经意间冒出一块瓷片来，他们随手往屋檐下一丢。孩子们完全适应了地下的瓷片，他们光着脚丫子，四处跑着。上山放牛、砍柴的孩子捡起瓷片玩起拼图，搭起积木来。在稻田里忙碌的孩子则来到水塘边，用瓷片打起水漂来——瓷片有微微的弧形，擦着水面飞行。

　　见到此情景，陈万里他们既激动又辛酸。望城方面问是否先到古城大队大队长那里了解了解情况。陈万里手一摆说，不用了。在他看来，现在这段历史的尘土，已经拨开。他们站在了历史的厚土上，可以与之亲密地交流。

　　他们首先来到蓝家坡。看着四处是绿彩白瓷和绿釉破片，陈万里脸色凝重。他弯下腰，捡起一块绿釉瓷杯口沿残片，看着润泽的釉色，轻轻抚摸起来。

　　由蓝家坡东行约半里，便是廖家屋场。屋场后有一大窑堡，几乎全部由残破窑具及青黄釉绘褐彩的碗碟残片堆成。

　　这里住了不少村民，几个小孩跑过来看热闹，但有些羞涩。陈万里微笑着问他们，小朋友，家里有没有从土里挖出来的瓷器？小孩纷纷往后面躲，露出腼腆的微笑。陪同调查的人说，拿一些过来看看。一个小孩站出来说，我回去拿些过来。说完，小孩兔子似的往家里跑去。

　　很快，一阵咣当咣当刺耳的碰撞声传来。

　　陈万里他们循声望去，那个小孩正高兴地用绳子拉着一串瓷器跑过来。小孩用草绳穿过瓷壶“耳朵”，将十来只瓷壶串在一起，拖着在地上跑。

　　面对小孩的“疯狂”，陈万里他们赶紧上前制止小孩的行为。陈万里说，孩子，这是文物，不能在地上拖着走。小孩哪懂陈万里的心思，只知道傻傻地笑着。

　　陈万里蹲下身子，仔细打量着破损的白地绿彩、青釉绿彩、青釉褐绿彩壶。他越看，脸色愈加沉重。陈万里问小孩，能不能拿两个。小孩迅速从绳子上取出两个，送给陈万里。陈万里又问，给多少钱呢。小孩说，要什么钱，我们这里到处都是。

　　但小孩一直盯着陈万里他们抽烟，机灵的李辉柄看出了小孩的心思，他立即掏出烟来，给小孩递上一根。小孩高兴得不得了。

　　看着这个小孩用瓷器换来了一根烟，其他小孩也飞速地往家里跑去。没过多久，他们各自咣当咣当拖来一串瓷器，只为换上一根烟。

　　陈万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伤，泪水滴落下来，打在了沉睡千年的瓷片上。

　　带着一种沉重，他们随后又来到都司坡、长坡垅、觉华山等地。

　　特别是在都司坡，这里同样遍地瓷片，青黄釉、黄釉绘绿褐彩以及白釉绘绿彩的都有。黄釉瓷片，瓷胎灰白色；白釉瓷片，瓷胎白中微泛青。一只花形大碗，虽然残缺，但造型及釉色、花纹都非常精美。

　　在这里，一位老人告诉陈万里他们，瓦渣坪有个传说，唐朝的时候就有人在这里烧制陶瓷器，后来因为战争，也没有了料土，才迁到别处。至于是什么时候停止烧造的，已经无人知晓。老人还抱怨说，他们这里一到涨水季节，堤外涨水堤内也跟着涨。为什么？大堤下面全是瓷片，无法填实，涨洪水的时候，大堤内就直冒水。田里全是瓷片，不好种，有的就荒了。荒田里长满草，村民就割了去喂猪。有的干脆直接把猪圈建在荒地上，猪拱出来的也是瓷片。

　　听着老人的讲述，想到那只带翠绿色斑点的白釉大碗，以及撒哈拉沙漠上传说的褐彩背水壶，陈万里激动不已。随后他对戴亚东他们说，可以肯定，瓦渣坪窑址是唐朝的窑口，也是目前发现的历史上第一个釉下彩瓷窑，之前有些归类到唐三彩和岳州窑等其他窑口的彩瓷，瓦渣坪才是它们的故乡。他还感慨地说，一千年前在一种瓷器上就能烧出三种不同色泽的花纹，真是了不起！特别是褐绿彩，都是釉下彩，尤其难得，这简直是世界陶瓷史的一个奇迹。

　　离开瓦渣坪时，陈万里他们的两个布口袋装得满满的。彩瓷太多，而他们只需用来做标本，于是他们只收集了那些保存好，褐绿彩的，带回北京。

　　陈万里还一再嘱咐戴亚东他们：这个窑址价值很大，有世界意义，一定要好好保护！

　　回京的路上，陈万里的心情既激动又沉重。

三

　　陈万里年岁较高，身体欠安，李辉柄虽有干劲，但刚入行当，经验不足，于是对铜官窑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重任，便落在了冯先铭的肩上。

　　冯先铭对带回的标本，以及原来故宫收藏的长沙彩瓷标本，进行仔细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陈万里的判断不断得到肯定。冯先铭决定以文字的方式，让铜官窑公之于众，宣布长沙彩瓷的故乡。为了万无一失，他于1959年冬又到瓦渣坪复查，再次确认：瓦渣坪窑址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彩瓷窑。

　　1960年第三期《文物》杂志发表了冯先铭的《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这是长沙彩瓷封存上千年之后，第一次面向世人。这不只是一篇文章，更是长沙彩瓷回家后喜悦的泪水。60多年过去了，这篇文章，读来依然令人激动与兴奋，骄傲与自豪。

　　冯先铭在文中写道：

　　铜官窑瓦渣坪烧制的瓷器，它所采用的装饰方法超出了当时一般规律，突破了传统的单色釉，烧成了青釉带褐绿彩的瓷器，在一件瓷器上面出现三种色彩。一千年以前能够用三种不同金属烧出三种不同色泽的花纹，这一成就应当给以极高的评价。

　　冯先铭的这个报告除了确认了长沙彩瓷的故乡，它的历史地位，详尽描述了釉下彩的风格、特点，还特别说到它走出国门、走向海外的历程：

　　中国瓷器唐代时传到国外的很多，多年来在印度、埃及、伊朗和日本等国的古城废墟和寺院里都发现有越窑、邢窑和三彩陶器的碎片和完整器物。这一方面说明了唐代海上交通的发展，文化经济上的交流情况，也说明这些陶瓷器在当时是深受欢迎的，这也可以从文献上得到印证。

　　于是，许多飘泊的灵魂找到了故乡：

　　二十多年前朝鲜龙媒岛的古遗址里出土了一件青釉褐斑贴花人物壶，壶肩部两面有双系，一面有八方形短流，与流相对的一面有一柄，两系及流下各贴一人物，上各有一褐彩圆斑。这种壶以往长沙唐墓中时有出土，解放后治淮工程中，在安徽省寿县、亳县也各出土一件。这种壶因寿县出土过，曾怀疑它是寿州窑，现在知道它也是铜官窑的出品。贴花人物壶是第一次调查时采集到的一件。朝鲜出土的还有类似者两件，一件比龙媒岛出土的稍大，造型釉色都大同小异，柄下有褐彩书“卞家小口天下有名”八字。另一件基本上与前两壶相同，人物上没有褐斑，柄下有“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八字。这种贴花人物壶，人的形象大致相同，都是作乐舞的胡俑，身着短服，帽有飘带，或吹笛，或奏乐，或做舞姿，足下都踏有圆垫。从风格上看，吸收了外来因素。贴花人物多固定在流及两系的下面，有三面都贴人物的，有一面贴人物两面贴坐狮的，也有两面贴人物一面贴双鸟纹的。铜官窑贴花壶有不带褐斑的，有贴花双鱼纹的，很别致。从三件壶上的字看，知道“卞家”“郑家”和“张家”是铜官窑中有名的作坊，因为瓷器烧得很美，就写上了带有宣传性的“天下有名”和“天下第一”了。

　　冯先铭还认为，铜官窑的瓷器不仅传到了国外，国内其他地方瓷窑也吸收了它的优点：

　　四川邛崃窑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两个窑所烧瓷器基本上差不多，青釉褐斑、绿彩的风格一样，在轮旋方法上也相同，这些特点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一个时期里的产品是有其共同点的，但又各有其地域性的特点，特别在轮旋和支烧方法上绝少有完全相同的，而这两个窑的巧合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邛窑瓷器中仿上林湖越窑式样花纹的很多，还有印花鹦鹉纹小盒和海棠式杯等等。善于学习的邛窑匠师对铜官窑器从成形轮旋以至施釉全部工序的尽量模仿，使得两窑产品在风格上区别很小。

　　虽然长沙彩瓷找到了故乡，但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却高兴不起来。他们知道，关于铜官窑的研究与开掘，才刚刚拉开序幕。要让其面目客观、真实地呈现出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四

　　对于长沙铜官窑来说，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他们不是过客，而是归人。他们倾其一生研究陶瓷，牵挂着这个没有亲情，也毫无血缘的古代瓷窑。

　　新中国成立后，陈万里不辞辛劳地走遍了我国南北各地，调查了许多窑址，发表了一些调查报告与重要论文。《中国青瓷史略》是他继《瓷器与浙江》之后，根据考古新发现对越窑与龙泉窑青瓷进行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纪60年代初他又对北方瓷窑最为集中的河南、河北两省进行了调查，发表了《调查平原河北两省古代窑址报告》与《邢、越二窑及定窑》《谈当阳峪窑》《禹州之行》等文章。其中《一九五○年以来对于古代窑址的调查》一文则是他对20世纪50年代10年间陶瓷考古的一个基本总结。

　　陈万里不仅是中国新瓷学研究的开拓者，而且也是培育中国新一代瓷器研究人才的一代宗师。新中国成立后，甚至改革开放后，我国在陶瓷考古与科研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与他是分不开的。

　　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么一位瓷学巨擘，却在1969年死在了牛棚里。李辉柄曾告诉我，晚年的陈万里身体不好，加之年岁已高，他的生活非常凄惨。他称陈万里为恩师，说恩师对他特别好，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

　　这一幕，成了李辉柄多年来作为晚辈和学生的一个心结。于是在恩师去世28年后，他发起组织为恩师整理编辑出版了《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他觉得，这是对恩师最好的回报与怀念。

　　这本书的封面，是以绿釉为底色，明丽而雅致，黄釉瓷壶浮在绿釉之上，徜徉在悠悠历史的长河中。这个封面告诉我们，陈万里是陶瓷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2020年9月20日凌晨，同样与陶瓷融为一体的李辉柄也永远沉睡在了浩瀚的陶瓷世界。

　　而以谦和的人品、渊博的学识被国内外人士誉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一知名学者”“中国陶瓷泰斗”的冯先铭，同样怀着对陶瓷的无限眷念，于1993年离开人世。

　　令人欣慰的是，冯先铭的女儿冯小琦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她不断钻研，不仅整理、发表了冯先铭留下来的大量学术著作，让它们得以公之于世，例如：《瓷器鉴定的五大要领》《冯先铭陶瓷研究与鉴定》等。同时她也做了更深入、细致地研究，发表、出版了大量自己的论著，如：《宋代瓷器》（上、下卷）《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北、河南卷）和《中国古陶瓷图典》（窑址部分）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36年里，她先后在保管部陶瓷组、研究室、古器物部从事古陶瓷的保管、研究、陈列、古陶瓷窑址的调查与标本的整理工作。

　　于“死而复生”的长沙彩瓷而言，于博大精深的陶瓷而言，他们都是有功之人。他们让梦想变成了现实，又从现实变成了历史，变成了传说。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长沙市作协主席，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注：此文为第十二届“三江笔会”采风创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