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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塘白屋不公卿——齐白石的“出湖湘记”(三)
来源:长沙文艺 | 作者:途说中 | 编辑:刘琛 | 2026-07-08

  编者按

  值此齐白石先生诞辰162周年之际,“长沙文艺”特编发“途说中”微信公众号《齐白石的“出湖湘记”》系列文章,致敬齐白石这位从湖湘乡野走向世界的艺术巨匠。系列文章以故居探访为起点,循其从木匠到大师的生命轨迹,聚焦“衰年变法”与“不教一日闲过”的内在张力,梳理“五出五归”的壮游、“北漂”京华的突围及“红花墨叶”的开新之路。文章借王船山“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有定理无定法”之思,叩问变法中的不变根脉;以“星塘白屋不出公卿”为眼,辨析小我、大我、有我、无我的哲思升华;更在世界性与乡土性的对照中,揭示“人民性”贯通其艺术人生的深层逻辑。四篇连贯而下,既见艺术史脉络,亦涉湖湘文化反思,更对当下文艺创作如何守正创新、扎根人民提供了鲜活启示。今予编发,以飨同道。


星塘白屋不公卿

——齐白石的“出湖湘记”(三)

百兽万虫赖传神,红花墨叶笔开新。

衰年变法人长寿,泥古从众死魂灵。

  怎样的坐标才能定位齐白石的“出湖湘记”呢?

  齐白石无疑是中华文化天空里最为闪亮的星星之一。那么,在孔孟、老庄、禅佛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体系里,该用儒、道、释哪家的坐标来定位齐白石呢?这不能不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中说:“儒道两家的差别,在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被明显地划分出来:官吏尊孔,作家与诗人则欣赏老庄。”

  陈荣捷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说:“假如没有《老子》这本书的话,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性格将会截然不同。……假如不能真正领会这本小书里的玄妙哲思,我们就不能期望他可以理解中国的哲学、宗教、政治、艺术和医药。”

  这似乎提供了答案。

  《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是与道、天、地而并列的“四大”之一,这是成色十足的人本主义、成色十足的人文主义。但《老子》五千言,通篇又贯通着“无我”二字。

  齐白石毫无疑问是伟大人物了,足以成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的“域中四大”的伟大代表。但他是怎样看待他自己的那个“我”的呢?

  齐白石以故乡为题材刻治过一方印章,印文是“星塘白屋不出公卿”;他的画室取名“甑屋”,意为“破甑犹能煮粥”,一点没有惯常书斋的孤芳气和自赏味。这里的齐白石活生生是一个小小的“小我”。

(星塘白屋不出公卿 齐白石 朱文 寿山 3.9x3.9x4cm 1933年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又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  ;他还曾治过一枚闲章,印文是“痴思长绳系日”。这境界里立着的齐白石又是活脱脱的一个大大的“大我”。

  还有意思的是,齐白石在自己的画上常有这样的题句“人骂我,我也骂人”,落款常见写着:“白石老人一挥”。从“一挥”二字,那个自信挥洒、不拘细节的老人仿佛如入无人之境,那风神风度风采如在目前。他的很多印章篆刻风格凌厉泼辣,文字常为自我宣言,如“白石”,印风单刀直入,不加修饰,频繁钤印,个性张扬;如“我自作我家画”,直白宣告艺术独立性,反抗当时摹古风气;如“我行我道”,四字铿锵,堪称其艺术独立精神的宣言;如“三百石印富翁”,以戏谑方式彰显对个人成就的满足与自豪。可见,齐白石是一个活泼泼的“有我”存在。

(九虫图稿 齐白石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周易·系辞下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齐白石曾言: “莫道虫鱼非妙谛,须知草莽有英雄。”更有意思的,是齐白石的“草虫哲学”和他的“无我境界”。在他笔下,工笔草虫纤毫毕现,如对神明;题跋印文则如与虫鱼私语,庄谐兼具。他画《苍蝇》,题曰:“能破群书万卷,无非《尔雅》虫鱼”,自嘲毕生学问尽在虫鱼之中;印文“百虫之主”,不自视为主宰,而是以友朋之心,自居为虫族知音;“万物过眼,皆为我有”,这“有”非占有,而是精神上与万物共荣共存的彻悟;“老夫也在皮毛类”,暗喻人类与兽类同属“皮毛生命”,谦卑中见平等。

  齐白石印章的内容上常隐含对“自我”的超越,臻于“无我”的境界。如“忘情”,直指摒弃矫饰、沉浸于艺术本真的状态;如“一粟”、“沧海一粟”,将个体置于浩瀚宇宙中,谦卑自况,暗合“无我”的宇宙观;如“草木未必无情”,万物有灵,自我情感与草木生命共鸣。他在画上题字常常流露出物我合一、心手相忘的境界,是“无我”的表达。如题《渔翁图》:“网干酒罢,洗脚上床,休管他门外有斜阳”,捕捉平凡渔翁的日常片刻,自我融入民间生活气息,呈现“无我”的自然生活哲学;如题《白菜蚱蜢》:“既嚼我墨,又食我纸”,将画中蚱蜢视为真虫,玩笑中透露出创作时心物两忘的痴态。正如他所说:“古人作画,不似之似,天趣自然”,这天趣洋溢的齐白石,他所化入的,是一个活泼泼的“无我”之境。

(秦皇岛龙玺美术馆藏品《白菜蝈蝈图》 68.5cm x 34cm)

  齐白石的艺术生涯,恰是“小我而至大我,有我而至无我”这一哲思的生动写照,正是一条从个人情致出发,最终抵达宇宙生命共感的升华之路。

  小我,是扎根泥土的真趣。齐白石早年以木匠手艺谋生,这段经历奠定了他艺术中质朴的“小我”根基。他笔下的农具、蔬果、草虫,像那些寻常不过的白菜、萝卜、蟋蟀、柴耙,无一不是童年乡野记忆的凝练。这种“小我”并非狭隘,而是以最鲜活的个人体验为艺术注入生命力。他敢于将文人画传统中罕有的“俗物”纳入画卷,正是对自身生命痕迹的忠实。如其所言:“踏花归去马蹄香,我画不出香气,但能画出追逐香气的蜜蜂。”这种从微观个体经验出发的视角,构成了他艺术宇宙的原点。

  大我,是融通古今的造化。由“小我”出发,齐白石并未囿于一己之情,而是通过“衰年变法”,实现了向“大我”的跨越。他汲取石涛、徐渭、八大山人等前人的写意精神,又将民间艺术的浓烈色彩与文人画的笔墨意境熔于一炉。此时,他画的已不仅是自家院落的草虫,而是天地间生生不息的节奏:荷花绽放的张力、虾须在水中拂动的韵律、枯荷与秋蝉对话的禅机。他的题画诗“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道出的不仅是寒士的坚守,更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与自然相守的精神共鸣,他的艺术已成为一种文化生命的载体。

  有我,是笔底金刚的魂魄。齐白石艺术的“有我”之境,体现在其作品中强烈的主体精神。他的笔墨绝非被动描摹,而是带着刀劈斧凿般的力度。“要我行我道,下笔要我有我法”。无论是雄浑酣畅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还是稚拙有趣的《不倒翁》,每一笔都灌注着他对世界的独特判断与情感态度。尤其是他晚年的作品,如墨叶红荷、老笔纷披的藤蔓,都可以窥见齐白石不屈的生命意志。这种“有我”不是张扬自我,而是以笔墨为骨血,构筑起一个充满人格力量的艺术世界。

(齐白石《不倒翁》 纸本水墨设色  119cm×41.4cm 1953年 中国美术馆藏)

  无我,是物我两忘的天真。艺术的至高境界,在于从“有我”再走向“无我”。齐白石晚年的臻化之作,已消弭了物我、工写、雅俗的界限。他画虾,数十年观察写生,最终提炼出极简的形态,虾须的弹力、躯干的透明感,已非眼中之虾,而是笔墨与生命律动本身。此时的“无我”,并非消失自我,而是将自我融于造化法则。他笔下的瓜果仿佛带着泥土的温度,草虫鸣叫呼应着四季轮回。在《白石老人自述》中,他说:“我画东西,不求形似,但求神似”。这“神似”正是主体与客体在创作瞬间达成共鸣后的自然流淌,是“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天真状态。

  齐白石伟大。他关注苍生,是不是融会贯通了儒家入世的执着?他师法自然,是不是融会贯通了道家出世的超越?他心物合一,是不是融会贯通了禅宗即世的顿悟?最终他在笔墨中抵达了“道”的至境,抵达了“天人合一”的化境。

  林语堂:“孔子的学说过于崇尚现实,太缺乏想象的意涵”,“孔子的哲学是维护传统秩序的哲学,主要处理的是平凡世界中的伦常关系,不但不令人激奋,反易磨损一个人对精神方面的渴求,以及幻想驰奔的本性。”

  陈荣捷说:“在某些层面,道家进入生命之道更深更远,所以虽然古代从诸子百家都各道其道,但道家却得独享其名。”

  思想历程的最高之境是哲学。从齐白石故居回来,看白石老人的“出湖湘记”,有所思焉,却不敢妄言。斗胆想说的是,星塘白屋不出公卿,但也足以让湖湘文化的历史出彩,足以让中华文明的历史出彩。“出湖湘记”不能只讲成“曾左彭胡”的湘军演义,湖湘文化史不能只读成一部湘军史。除了最高之境的无形哲学,定位湖湘文化高度的有形坐标,既要有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的双峰荷叶塘的大屋富厚堂,也要有不出公卿的湘潭齐白石的星塘白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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